房伟
一
开创某知识领域的原创奠基性著作，被称为“经”（如《易经》），“典”则指重要文献知识典籍。由此而言，知识领域的典范性、权威性著作，通常被称为“经典”。“文学经典”常指经过时间筛选，具有美学典范意义的作品，如唐诗宋词、“古典四大名著”等。进入现代，“经典”的认知标准不断滑动，更加多元化，何为“经典”的危机自此而现。利维斯写了《伟大的传统》，讨论亨利·詹姆斯、康拉德等西方“伟大经典”谱系。在利维斯看来，这些作品形成了西方文学经典序列，他进一步制定了相关“审美标准”：“坚持要做重大甄别区分，认定文学史里的名字远非都真正属于那个意义重大的创造性成就的王国，便也势在必行了。我们不妨从中挑出为数不多的几位真正的大家着手，以唤醒一种正确得当的差别意识。所谓小说大家，乃是指那些堪与大诗人相比的重要小说家——他们不仅为同行和读者改变了艺术潜能，而且就其所促发的人性意识——对于生活潜能的意识而言，也具有重大意义。”[1]无论是“差别意识”，还是“对潜能的促发”，利维斯的目的，都在于树立文学权威标准，形成文学有效秩序，以及对现实社会的稳定影响力。
然而，所谓“经典标准”，更像某种权威性的“过后认证”。特别是学术界受到后现代主义与后结构主义思维影响，人们开始关注“经典”生成机制和运行轨迹，就会发现经典的产生，有着不同路径，也有很强的时代性。例如，“古典四大名著”的地位，其实是晚清以来，特别是进入现代社会后，“现代”干预文学的结果。这里既有小说文类地位的上升，又有现代审美趣味的“预设”。又比如，布鲁姆的“影响—焦虑”“冲突—竞争—超越”两阶段论经典谱系生成模式，就已在生成机制上，一定程度解构了经典权威的不可动摇性。只不过，他将经典生成放在相对封闭的功能圈层理解。他也依然认为原创性、竞争性、深刻思想性、审美力量与重读考验，是衡量文学经典的标准。也就是说，他依然坚持了经典的“恒定性”。
近些年来，经典认知更趋于多样化。佛克马、钱理群、谢冕、吴义勤、孟繁华等学者都介入过当代文学经典讨论。专家讨论经典标准、经典合法性等问题，特别是当代文学中哪些作品可以成为经典，何以为经典，争论更激烈。从金庸、古龙等通俗文学家进入经典，到沈从文、张爱玲、钱钟书等作家挤入名家座次，都体现了这种变化。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致力于寻找发现优美作品的经典准则。虽然夏志清认为中国现代文学整体水平低于西方，但在“感时忧国”的感召下，经过内容与形式的淬炼，还是出现了一批“中国式经典”。不同于学界对于“鲁郭茅巴老曹”的经典定义，夏志清的经典命名以永恒性、主题深刻性、文学本体美等为主要标准，相对忽略政治标准。这也就使得沈从文、张爱玲与钱钟书这三位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相对边缘的作家，重新进入经典讨论，而作为左翼作家的张天翼的作品丰富性，也被揭示出来。
《中国现代小说史》
夏志清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5
这些讨论中，温儒敏提出“文学史经典”与“文学经典”之分[2]，进一步将经典标准分层化。孟繁华提出经典化与当代性问题[3]，关注当下社会的经典命名权。南帆进一步在生成机制上解构经典的“永恒性”。他认为，第一，经典不仅是对作品本身的肯定，同时还推行一种普遍标准；第二，经典的遴选不是无可争议，而是各种力量的博弈，这些力量经由各种中介转换为遴选标准；第三，文学史的经典之为经典并非因同一种原因，主题的深刻、文学形式的探索、读者与社会的强烈反响、成功的人物形象塑造、突出的美学价值都可能形成经典。许多时候，获奖也是造就经典的一种外部因素。经典之为经典的依据，并无本质规定。[4]也就是说，经典是一种社会与文学之间的对应“稳定结构”。它是一种人为定义，受到诸如政治、经济等场域影响，不存在批评家推崇的“永恒性”。因此，经典标准多元化和结构化，既表现了大众文化权力的增长，也意味着经典概念的危机。
二
“当代文学经典”的争论，更加凸显了“经典共识”的不稳定性。网络文学在时空范围内，属于中国当代文学一部分，“网络文学经典化”延续了“当代经典危机”的思考，并融入媒介转换、文学属性等问题的探讨，更具当下性与时代感。网络文学经典化，还蕴含着一个潜在话题——即“网络文学是否属于有价值的文学”。网络文学发展初期，有学者将之归为后现代艺术探索，也有学者将之归为通俗文学再生。不可否认，文学传播媒介变革，深刻影响文学的定义，文学审美构成，也影响到“网络文学经典化”问题。如果说，从前的文学经典讨论，主要是经典标准问题，那么，网络文学经典化，关乎文学存续发展、文学根本地位。厘清这个问题，要从几个层面来谈。
对于网络文学经典化，有几种不同看法，一是网络文学无法经典化。部分学者以精英文学标准，将网络文学归于通俗门类。他们认为，通俗文学在文学中地位较低，只有娱乐性，没有经典价值。网络文学粗糙直白、良莠不齐，只能成为“快餐文学”。陶东风对玄幻文学的激烈批评，体现了传统精英知识分子观点。他认为玄幻小说不过是“装神弄鬼”的产物。[5]这种态度容易产生对立，也排斥了网络文学经典化的可能。二是网络文学可以走向经典化，但网文的“症候性”问题，是导致经典化困境的原因。比如，欧阳友权认为，两大问题导致网络文学难有经典，一方面数量与质量不匹配，网络作家追求写书速度，网络文学作品数量庞大，泥沙俱下；另一方面网络文学过度商业化，文学性下降，作者看重经济利益，无心打磨精品。[6]精品意识、质量、商业化等语汇之下，依然能看到传统精英文学观念。欧阳友权以更开放包容的姿态，试图以某些精英文学经典化路径，促进网络文学的整体化提高。
然而，在另外一些学者看来，问题关键不在于回答“网文能否出现经典”，而在于“网络文学经典标准”与“经典概念有效性”二者的关系。邵燕君试图将网文断代，划分“传统网文”与“新网文”来解决网文经典化问题。她认为“网络文学之所以被人们解读为‘通俗文学网络版’，其实出于其作为‘印刷文明遗腹子’惯性。从某种意义上说，那些显示了网络文学高度和深度的经典性作品，代表的是网络文学‘古典时代’的成就”[7]。“新网文”中“二次元”“数据库”“爽点”“粉丝”“类型”等标准，才代表新发展方向。传统网文代表的印刷霸权话语残余，必将随网络文学数据库化解构：“无论‘宏大叙事’还是‘拟宏大叙事’都不过是可供拆解、挪用、进行‘二次创作’的数据库素材。”[8]邵燕君进而提出网络类型小说经典标准，即典范性、传承性、独特性和超越性：“典范性表现在，传达了本时代最核心的精神焦虑和价值指向，负载了本时代最丰富饱满的现实信息，并将之熔铸进一种最有表现力的网络类型文形式之中；其传承性表现在，是该类型文此前写作技巧集大成者，代表本时代巅峰水准。并且，首先获得当下读者广泛接受和同期作家模仿追随……独创性表现在，充分实现该类型文的类型功能基础上，形成具有显著作家个性文学风格。广泛吸收其他类型文以及类型文之外的各种形式文学要素，对该类型文的发展进行创造性更新。超越性在于，在典范性、传承性、独创性都达到极致状态的作品，可以突破其时代、群体、文类，进入到更具连通性的文学史脉络，并作为该时代、群体、文类的样本，成为某种更具恒长普遍意义的‘人类共性’的文学表征。”[9]这个标准之中，类型和受众、数据库等标准都有所体现，“独特性”“超越性”与“印刷文学”标准，发生了某种程度的契合。然而，“类型化”与“独特性”“超越性”之间，也存在一定逻辑抵牾——这也侧面说明，融合“印刷文化”与“网络文化”经典标准的难度。
与邵燕君不同，更激进的研究者，倾向于取消“经典”提法。崔宰溶认为，所谓文学性，不过是某种“作品中心论”观点，应被网络文学共生互动特性替代，既然作品不能成为中心，“经典”也就不存在了：“我不是说在网络文学研究当中我们必须放弃对文学性的一切要求。网络文学也可有文学性，网络文学也可是经典文学作品。我只想指出，除了这个‘作品’所象征的‘文学性’以外，网络文学还有很多不同的文学、文化价值。比如说，通过‘作品’概念，我们很难客观地评价网络文学的商业性、产业化倾向的文化含义。‘点击率’不仅仅是对作品的读者‘反应’，而是网络文学的不可或缺的组成因素，因为点击率是网络文学所谓‘互动性’代表性例子。但‘作品’概念阻碍我们对网络文学这一‘互动性’进一步理解。”[10]这种说法挑战了艾布拉姆斯在《镜与灯》中树立的文学批评四大要素标准，即1.作品（work）2.宇宙（universe）3.作家（artist）4.读者（audience）。实践操作中，“点击率”是否意味着有效阅读，值得怀疑。同时，完全忽视作品，仅以点击率等受众标准衡量文学经典，也会产生“文化解体”的危机——精英知识分子经典化标准，将变得荡然无存。
与此相类似，黎杨全提出“经典是个伪命题”：“网络文学经典化一直是网络文学研究热点，但这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伪命题。文学经典概念及其建构本身是印刷文化产物，这决定了经典的固化特点：‘经典的本质是固定的、的、封闭的、模范的和规定性的。’经典的这些属性与网络文学形成根本性冲突。”[11]他提出，文学创作客体意识、编订选集及博物馆相对应的静止观念，都倾向于赋予印刷文学以神韵的“永恒光环”，进而与权威话语体系、印刷资本形成紧密结合，服务于经典塑造，而在互动和生活化、开放化的网生语境中，经典观念应被淘汰。在最新的一篇文章中，他进一步提出，要以“社区性取代经典性”，突出网络文学的交互性与游戏性特质：“从社区性而不是经典性出发理解网络文学，意味着文学观念的转变。经典强调的是意义，是符号的阐释，而社区性、交互性突出的是文学的游戏性——文学经典强调的是光晕、膜拜与借鉴，读者往往是被动的，而文学社区重视的是交互性、游戏性，体现了人本主义精神，媒介与信息成为读者游戏的对象。”[12]
三
以上几种观点，从不同角度出发，验证了网文场域激烈的话语冲突，潜在核心问题还在于如何理解“媒介/文学”的关系。传统精英批评家，注重经典恒定审美标准与长时间段层积评价。有的网络文学批评家，主张兼收传统文学与网络文学特点，试图提出更具包容度的看法。然而，网络文学经典讨论的深层次困境在于，经典标准的多元化，既象征文学权威的不稳定性，也表现了“文学民主”。读者的认可，逐步被纳入经典标准。传统“雅/俗”对峙格局被打破。网络时代“媒介性”对文学性构成的渗透，形成对“交互性”和“共享性”的推崇，也影响文学审美、原创性等传统经典标准。在某些批评家看来，网络传播的平面文学，只是过渡性的、不充分的“网络文学”，只有具有媒介特质的文学，才是网络文学的真正形态。应该看到，崔宰溶以“点击率”做标准，黎杨全以社区性与互动性取代经典概念，闪烁着文学的自由精神。他们由此试图对经典概念背后的一套权力宰制关系进行质疑和解构。
然而，经典概念的取消，结果可能未必那么乐观。有几个重要问题无法回避。首先，文学意识形态性问题。伊格尔顿将文学定义为“审美意识形态”生产。文学生产是物质生产，也是意识形态生产，必然伴随各种意识形态博弈，以及文学“半自洽权”的抗争：“所有文本总是由各种艺术话语和手法构成的审美的语言存在，所有这些语言存在总是多重结构的意识形态生产过程，意识形态生产符号和符号生产意识形态的双向运动贯穿于传统的审美过程，超越了传统的反映说和再现说。”[13]即便是通俗文学，意识形态性也是存在的。比如，范伯群对“鸳蝴”小说民族国家叙事“爱国主义小说”的发掘整理，了我们对这类小说的看法。[14]武侠小说兴盛，背后是启蒙化个人主义（比如侠想象）与中国传统文化白日梦再造。当代中国文学产生于社会主义文艺管理。虽经由市场经济影响与网络传媒介入，国家文学力量与超人口文学参与[15]，依然表现出意识形态规训性。早期网络文学，如玄幻文学的个人主义奋斗观、穿越历史小说的民族国家叙事想象，都是真实存在的。即便二次元作品，“政治正确”的规则也无处不在。
“网络现实主义”兴起，更说明了这个问题。经过2013年“净网运动”，主流文艺宣传的策略发生变化，网络文学被纳入“新时代大众文艺”范畴。很多网络文学作品，都表现出对现实主义传统的继承，特别是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传统的“再创造”。比如，《大江大河》对改革史诗的“网络演绎”，《大国重工》对工业小说的“大国科技再阐释”，《朝阳警事》对文学的“网络再现”，《草原牧医》以“穿越”重写知青时代的草原故事，都表现出了这些倾向。由此而言，受到民族国家与政党意识形态规训发展的网络文学，必然会走向“经典”共识概念的再创造，而不是将之碎片化。目前，国家文化策略层面，对网络文学越来越重视，网络文学经典化诉求也非常迫切。“网络现实主义”就是传统精英现实主义、网络文学与国家文化建构三重合力的结果。
其次，媒介资本可能将“取消经典”变成某种资本与权力的绝对宰制。数字流量、无名网民，往往不足以形成场域关系平衡，甚至可能沦为资本游戏工具。对于“网民”主体性问题，我们可以类比豪泽尔对于纸媒“读者公众”概念的反思：“读者公众的概念直到诞生了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才发展起来的——公众不是一个本体范畴，而是一个功能性范畴，也就是说，公众不是构成的，而是在特定条件下形成的。”[16]由此而言，网民也不是一个本体范畴，而是功能性的，我们今天对于网络时代读者——网民的推崇，也与几十年来接受美学发展有继承关系。伊瑟尔虽然承认文本的核心地位，但其从“语用学”和“功能主义”立场出发，将文学作品看作是“艺术极”本文与“审美极”读者体验之相互作用的产物，大大提高了读者的地位。而在网络文学研究之中，由于对于文学民主的推崇和对于媒介性的重视，网络读者——网民的地位提升，更加剧了作品核心的危机。不可否认，网民与作者的交互性、网评即时性，能有效抵消专业评价的隔阂。网民、媒介、作者之间，可形成社区性体验，挑战固化的经典权力逻辑。然而，网民的虚拟性，决定其“虚拟的真实”力量，一方面展现出干预现实的能力，另一方面，却结构性服从于新权力与资本游戏，甚至在加速的信息交换中，走向“无经典，也无文学”的“永恒碎片化”。对此，很多批评家都有所警醒。比如，针对网络评论，李静认为，数码媒介既为批评者赋权，同时也形成新的规训、新的控制结构：“当互联网媒介环境充满平台霸权、算法黑箱、数据造假与信息茧房，曾经的乌托邦远景渐渐剥落，我们需要在复杂现实中重新理解评论的‘自发性’。理想的‘自发性’，或许应当在守护‘自我驱动’的同时，增强对‘媒介无意识’与‘媒介操控’的察觉，更为自主地参与话语秩序的运转，既要直面‘文化的计算机化’，也要持之以恒地在二进制‘方程式’的深处，植入情感与伦理的根基。”[17]由此而言，利用网民的文学民主，完全替代批评家、学者等“专业把关人”，进而取消经典，无疑存在相当的实践难度与理论空想性。
由此，网络文学经典标准的讨论，渗透了各种力量博弈，不可回避，而媒介与文学的关系，也非常复杂。豪泽尔曾说：“每当艺术受众的圈子扩大一级，他们的鉴赏水平就下降一级。”[18]这种“传媒性”对于“文学性”的挤压与碎片化，值得警惕。荷兰学者贺麦晓对中国网络文学的关注，始于网络创作对于文学出版制度的突破。“没有书号的书”不仅实现类型商业文学突破，而且预示着中国文学的新生机。然而，对于网络经典问题，他同样谨慎。他认为，中国网络文学，特别是网络类型小说，一开始就有经典化倾向：“像起点那样的网站之所以能成功，一定程度上与它的各种排行榜有关系，建立排行榜也是一种经典化，所以，真正的问题也许不是经典化本身，而是谁有权力决定什么是经典。”[19]除了理论的激进，中国网络文学不需要经典化、“经典属于纸媒”这样的看法，更多掩饰了网文商业化运作背后的文化权力问题。传统书评人、批评家和学者等“把关人”的地位，被弱化甚至取消，也是问题关键。在贺麦晓看来，网络文学经典化，核心在于话语权。以在平台为代表的商业化数字媒介的把持下，网络大众对于经典“把关人”的“表面性”（比如“本章说”这类弹幕评论者、小红书读书博主等），可能只会成为某种游戏现实主义的“永恒碎片化状态”。如果说，经典概念与印刷资本有密切关系，那么，网络文学非经典化冲动，则有着数字媒介资本的强力影响。只不过，这个变化不会必然导致文化权力民主化，而可能是建构意识的溃散。
可以说，时至今日，布迪厄有关“艺术场域”自足的观念，受到了严峻挑战。纯文学艺术通过稀缺性与难度追求，在政治经济等场域支持下，创造经典典范，进而与通俗艺术抗衡的观念，正在发生变化。数字媒介改变了这种二元对立性。数字媒介创造的“软性个人主义”和“弱社会联系性”，导致网络读者文学阅读更缺乏“经典共识性”塑造。“软性个人主义”虽然可以对社会采取更灵活态度，但缺乏对社会的现实依赖，以及强烈反抗性。“弱社会联系性”则使人际关系的虚拟成分，加强了联系便捷性，削弱了联系的现实性与集体意志。考夫曼在《景观文学》中指出数字媒介提倡“注意力经济”，改变文学场域资本配比：“当代文学领域，注意力不仅取代了象征资本，也替代了商业资本，所以我们说，当代文学领域不再建立在陈旧的，关乎商业成功与同行认可的二元性辩证法，而建立于通过不同策略捕获而来的注意力。”[20]数字媒介超级流动的特质，导致信息速度变快、信息容量变大、信息便捷度增强与成本变低，其与意识形态的“弱对抗性”，也导致其在注意力经济性上，超越影视、出版等传统媒介，造成媒介对于文学内容的吞噬与覆盖。韩炳哲曾反思数字媒介的“过量性交流”：“交流的强迫……归根结底，它源于资本的逻辑，更多的交流也意味着更多的资本，加速交流和信息循环也就是加速资本循环。”[21]永恒流动与碎片化，永恒加速交流，最大限度挖掘文字资本潜力，拒绝承认权威性，拒绝静态反思，迅速将“碎片内容”遗忘抛弃，剥离应有的文学物质保障与精神尊严。这才是经典，或者说，是文学的最大危机。
《“景观”文学——媒体对文学的影响》
[瑞士]樊尚·考夫曼
李适嬿译
南京大学出版社
2019
四
由此可见，“取消经典”论断对于“网络媒介”的认知有本质化倾向。网络不是生活的一切，网络必然受到政治、经济场域的强力制约。印刷资本被媒介资本替代，印刷精英权威话语式微，不代表网文不会出现“新权威话语”。“取消经典”论断，无疑有取消文学合法性的危险，也预示文学象征领域的溃散。进而言之，人类对于宏大叙事的超越渴望，对于规则与秩序的追求，既是人类走出蒙昧、创建文明的重要手段，也是与人类自我意识相伴相生的心理结构诉求。建构与解构，宏大叙事与个人叙事，永远是人类意识的“震荡两极”。正如福山预言，启蒙完成后的“最后的人”（Lastman），极可能返祖成为“最初的人”(Firstman) 。[22]即便未来数据库写作形成对传统文学的，人类的宏大叙事诉求，也会让人类的文学想象，在极端碎片化之后，再次走向经典权威塑造。同时，单纯以“媒介性”区分网文与传统文学，也存在相当难度。单小曦认为应将“媒介性”作为文学四要素之外的“第五要素”，且居于中心位置。[23]但他同时指出，机械印刷和集体化文学生产、播放型电子媒介与大众化文学生产、网络媒介与实时交互性文学生产多元并存，构成当代文学生产基本格局。然而，这三类文学生产机制是否能在网络时代延续下去，能否有互通可能？网文经典化标准如何确立？这些问题都尚待进一步探讨。
《历史的终结及最后之人》
[美]弗朗西斯·福山
黄胜强、许铭原译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3
在笔者看来，经典标准多元化，不等于经典消亡，经典多元化也不是网络时代的文学本质，而是其发展的后果。经典标准会变，经典意识永存。网络时代的经典标准，是“融合再生”的过程。首先，必须反思“雅俗对立”。通俗文学在思想深度、精神高度、原创性和审美性上，无法与纯文学比较，但通俗文学的大众传播度、类型化叙事、抚慰人心的作用，依然可以凝聚文学经典共识。通俗文学经典化为网络时代文学经典的产生，提供了价值参考。其次，目前中国网络文学主体是类型商业文学，但并不是说，网络文学不能产生其他形态。比如，早期网络小说和诗歌，有大量先锋实验作品。网络长篇类型小说之外，先锋化网络短小说，也悄然在豆瓣、知乎等平台兴起。随着网络媒介高度发达，纸媒转型是必然趋向。所有文学作品，都将以网络媒介为传播主渠道。相对纸媒的“网络文学”概念，“网络时代的文学”的提法或许更合适。再次，媒介性与文学性，应是相互生成、交互影响。媒介性应成为构成文学经典的重要因素，但不居于核心地位。批评家夏瓦研究“媒介化”问题，将之视为一个中观的、制度层面话题，将之放置于现代性历史语境中讨论。这种态度值得深思。他指出：“媒介化不是我们讨论媒介与社会和文化之间相互关系的唯一概念。媒介通过种种途径影响文化和社会，但媒介化却并非理解一切的关键词。与此同时，我们对媒介化的见解更为限定且明确，它被用于描述社会和文化综合发展中的一种状态或阶段，即媒介对其他社会制度或系统施加特殊的主导性影响，据此，媒介化与诸如城市化与全球化等其他主要的现代过程是同样的。”[24]媒介性影响文学性构成，并非“取消”文学性。拒绝从文学审美层面介入文本，拒绝以文学审美为经典标准，拒绝将“网络文学看作文学”，仅将其作为媒介“装置”，可能形成“有媒介无文学”“有理论无文学”的情况。网络要受现实社会逻辑的制约。民众有反经典化意识，也有经典建构意图。文学如果继续存在，必然会产生经典意识——不论经典意识发生怎样的变化。
《文化与社会的媒介化》
[丹麦]施蒂格·夏瓦
刘君、李鑫、漆俊邑译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18
具体而言，原创性、典范性、竞争性、重读考验、审美性，这几大标准都还应该存在，但也要有不同变化。“原创性”是传统经典标准之一，关乎作家个体权威形象塑造。未来网络文学中，这一标准将渐渐从“个体原创”走向“作者”原创。经典作家将不再是高高在上的个体文化英雄，而更类似读者和作者共同经营（或可称为“写读者”）的“原创IP”。作家也将不再苦苦追求陌生化，走入自我封闭的怪圈，而更愿在新颖体验基础上，追求语言和内容的共享共生性。由此而言，“竞争性”的影响焦虑，会被“合作性”替代。无数前辈作家的经验都将化成数据元素，共同服务于新文学样态。当然，由此也会带来“原创版权”与“作者权益”的法律问题（例如，江南的《此间的少年》，这类同人网文与原创文学的界限，以及相关权益问题，就是典型个案），还有待文化界与法律界人士的积极探索。[25]而“原创IP”的合作共赢，也必然会扩展原创经典的内涵，形成新经典形式。
同样，与“原创”概念的改变相适应，“重读”的考验，也会发生变化。在传统经典标准看来，重读是“时间超量占有”概念。一个经典作品，必定有复杂文化和审美信息含量，经得起反复重读与不断阐释，通过占有大量阅读时间，产生丰富含义，并进而塑造印刷资本的权威性。未来网络文学之中，“重读”的时间概念，将会扩展为时间与空间的双重占有。“重读”扩展为“重享”，不仅是时间上的反复个人化阅读，而且是空间的反复共同分享。“经典阅读”将会成为特定网络虚拟社区的IP共同体行为。
当然，“审美性”依然会占据经典考量的重要标准，也有“常与变”的博弈。“审美”的延迟性判断，不能被数据化概念所裹挟，而需要学者专家的专业化参与。以“作品”为中心的标准也不能变。即便重视读者共享互动，作品中心地位如果被忽略，经典必然空心化。比如，网红董宇辉作为“媒介人”，对当代文学经典推广起到重要作用，但他的大众化推介，必须建立在作品本身的经典品质之上，而不是颠倒错置。变量也会有很多。纸媒语境下，细节的提炼是公认的经典性之一。网络文学中，细节与情节结合，共同服务于庞大世界观建构。经典细节并非消失，而是与经典情节结合，重新将人类带入“故事时代”。另外，文字精练简约，是小说的一大美德。适当长度，被看作是对文字的敬畏。网络传媒状态下，时空观念、信息量级、阅读诉求等标准的变化，网络文学“超长度”成为常态。人们将阅读变成虚拟生活、虚拟社交的一部分。“长度”会成为虚拟与现实交织的生活体验的印记，更有利于网文的传播和接受。[26]同时，描写与叙事功能也会发生改变。描写曾赋予现代小说以模拟现实的真实感，叙事对描写的侵蚀，被认为是现代小说追求“内在真实”的策略。网络语境之下，经典小说叙事对时间的沉浸感，必然会与仿真性描写带来的空间沉浸感相结合。叙事与描写的再次结合，将带来“类游戏”叙述视角扩张，给人们带来新鲜阅读感受。这些审美特质变化，还只是一部分，未来纸媒将退出主流市场，文字媒介与其他媒介融合程度加深，经典审美标准，还会发生变化，这需要批评家予以及时准确的归纳概括。
相比其他标准，“典范性”应继续坚守。典范性作为经典价值的核心，将成为后续作品的示范，其共同体意义必须得到坚守。这里也包含着“意识形态”的塑造与规范。事实证明，中国网络文学的发展，从早期技术民主理想，如“榕树下”等网站的纯文学与网络的结盟，到“起点”经营模式创新的产业爆发，再到当下“类型商业化”与“网络现实主义”双重示范，意识形态塑造作用，其实一直都存在，且不断加强。同时，审美性应积极参与典范作用塑造，利维斯确立奥斯汀与康拉德等人为经典作家，其目的在于“唤醒一种正确得当的差别意识”，发挥传统经典具有的“永恒性”与“标准性”的双重意义。这要求批评家、媒体人等知识者，探索如何从“纸媒权威”转变为“网络共识凝聚者”。这里不仅需要传统教授与批评家，也需要小红书博主、抖音博主这类新媒体人的共识共建。要警惕的是资本的参与掌控，不能放任将文学经典命名权与塑造权，全部交给媒介资本操纵（例如，某些网红播主宣传文学作品的“天价坑位费”）。随着经典标准多元化，标准性大大下降，网络社会的即时性、碎片化等特征，也在海量信息潮中，对经典作品永恒性构成威胁。这样的情况下，典范性的坚守，将使得经典能在人类文明之中，继续发挥凝聚精神共同体的作用，不仅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文化支持，而且能在当今世界为全人类精神探索提供新参考。
五
由此而言，网络文学经典化，是未来“网络时代的文学经典”产生的先声。网络文学经典化遭遇困境，原因是多方面的，经典塑造不能完全脱离批评家专业提炼，不能完全脱离民族国家意识形态影响。不同的是，权威塑造者，必须与新媒体人，以及普通读者大众一起接受时间检验。然而，树立网络文学经典的任务，完全交由网络平台，显然是不够的。此外，网络文学兴起时，主要由传媒、文艺学等学科打下基础，当代文学研究领域的学者和批评家介入得也并不充分。这表现为当代批评家面对网络文学文本，缺乏精彩的文本解读和深度挖掘，缺乏披沙拣金般地经典筛选、定义和阐释的过程。
当然，提倡网络文学经典，并非故步自封，固守原有静态化标准，必须看到，网络文学复杂生产形态和知识结构，要求我们必须与时俱进，在新文学形态中，探索与旧有经典规范的沟通之处。正如有学者指出：“它提醒我们，当代文学研究除了深研文学学科内部的理论与文本问题，还应沉入广阔的社会文化生活，释放文学的公共价值与美学潜能：在新的信息环境与数字权力结构下，如何拓延读者的行动空间？如何借助文学的异质性、多样性、沉浸感、代入感去培育更具公共性、更加美好共同生活？”[27]重建文学理想与美好生活愿景，就是对“新共识”的肯定。经典就是人类“共识经验”的凝聚。没有经典，共识会陷入混乱，人类的思维表达力和理解力、文学反映精神的能力都会下降。经典应是“包含态”，不是“排斥态”，为文明层积累而成。经典的建立，不仅关乎网文能否被文学体系接纳，更关乎其高质量发展。后现代化“去经典”，会造成文化创造力萎缩，强化新结构性文化权力控制手段。塑造经典更需要批评家介入，完成“披沙拣金”“深海拾蚌”的本职，做好阅读、挑选、阐释工作，也要扩大眼界与心胸，注意传统标准和新标准的沟通与共识建立。网文发展出玄幻、校园、修真、洪荒、游戏、盗墓、惊悚、悬疑、穿越、科幻、废土、蒸汽朋克等数十个类型或亚类型，出现了一大批优秀之作。忘语的《凡人修仙传》、猫腻的《间客》、梦入神机的《龙蛇演义》《佛本是道》、天使奥斯卡的《篡清》、烟雨江南的《亵渎》《狩魔手记》、酒徒的《家园》、齐橙的《大国重工》、天下飘火的《黑暗血时代》、阿菩的《山海经密码》、鲁班尺的《青囊尸衣》、树下野狐的《搜神记》、何常在的《浩荡》、阿耐的《大江东去》、爱潜水的乌贼的《诡秘之主》等作品，有的是成熟商业类型文学，有的延续现实主义风格，有的属于论坛期文学典范，有的具有二次元特征，有的能在网生性与文学性之间，找到很好平衡。网文超大信息量与信息转瞬即逝的特点，加剧了经典化难度，也对新时代批评家提出了新使命。我们应在巨量作品面前，保持足够的学术定力、勇气和眼光，真正沉下心，做好经典筛选与塑造工作，为中国当代文学繁荣，贡献一份扎实的力量。
本文系国家社科重大基金项目“中国网络文学的世界传播和影响研究”（项目编号：24&ZD239）、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场域重构’视阈下的新世纪中国长篇小说研究”（项目编号：24BZW143）阶段性成果。
注释
[1][英]F.R.利维斯：《伟大的传统》，袁伟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年版,第3—4页。
[2]参见金宏宇：《九十年代的文学经典化之争》，《光明日报》1999年6月24日。
[3]参见孟繁华：《经典性是不断再发现的过程》，《光明日报》2020年11月4日。
[4]参见南帆：《文学史与新媒介文艺》，《当代作家评论》2025年第1期。
[5]参见陶东风：《把装神弄鬼进行到底?》，《小康》2008年第3期。
[6]参见欧阳友权：《网络创作能否打造文学经典》，《上海文化》（文化研究版）2021年第8期。
[7]邵燕君、吉云飞、肖映萱：《“古典时代”迈向“巅峰”，“二次元”展开“新纪元”——2016 年度中国网络小说新趋向》，《文学报》2017 年 1 月 5 日。
[8][9]邵燕君：《网络文学的“断代史”与“传统网文”的经典化》，《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9年第2期。
[10]崔宰溶：《中国网络文学研究的困境与突破——网络文学的土著理论与网络性》，北京大学博士论文，2011年，第15页。
[11]黎杨全：《网络文学的经典化是个伪命题》，《文艺争鸣》2021年第10期。
[12]黎杨全：《社区性而非经典性——再论网络文学能否经典化》，《光明日报》2025年4月12日。
[13]谢华：《文学文本作为审美意识形态生产——伊格尔顿意识形态观解读》，《江西社会科学》2006年第12期。
[14]参见范伯群：《通俗作家笔下的辛亥“武昌首义”——通俗文学映像社情百态“富矿论”系列之二》，《苏州教育学院学报》2017年第1期。
[15]石岸书认为，制度性文学是中国当代文学骨架，弥漫性文学则是血肉，两者共同生成中国当代文学文化之身。所谓弥漫性，是文学的基层下沉，文学与其他制度的镶嵌。他也指出，超级文学人口对于中国当代文学的支撑。参见石岸书：《试论超大规模的文学人口与中国当代文学的独特性》，《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24年第2期。
[16][18][匈]阿诺德.豪泽尔：《艺术社会学》，居延安译，学林出版社1987年版，第148—151页、258页。
[17]参见李静：《当情感遭遇算法：互联网文艺评论的“自发性”难题》，《当代作家评论》2025年第1期。
[19]王婉波、[荷]贺麦晓：《中国网络文学的起源及其经典化》，《长江学术》2022年第4期。
[20][瑞士]樊尚·考夫曼：《“景观”文学——媒体对文学的影响》，李适嬿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19年版，第34—35页。
[21][德]韩炳哲：《在群中:数字媒体时代的大众心理学》，程巍译，中信出版社2019年版，第52页。
[22]参见[美]弗朗西斯.福山：《历史的终结及其最后的人》，黄胜强、许铭原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351—353页。
[23]参见单小曦：《媒介与文学：媒介文艺学引论》，商务印书馆2015年版，第51页。
[24][丹麦]施蒂格·夏瓦：《文化与社会的媒介化》，刘君、李鑫、漆俊邑译，复旦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18页。
[25]相关研究，参见郑熙青：《中国网络文学创作中的原创性和著作权问题》,《文艺研究》2023年第7期。
[26]参见房伟：《时空拓展、功能转换与媒介变革——中国网络小说的“长度”问题研究》，《文学评论》2022年第4期。
[27]李静：《数字化时代的“阅读”与“文学生活”——兼论中国当代文学制度研究新视野》，《中国当代文学研究》2025年第6期。
《批评的镜像：历史、虚构与形式》
房伟
山东文艺出版社
2024
扬子江文学评论
2026年第1期目录
名家三棱镜·王蒙
王 蒙 温奉桥 | ·政治 ·文学——王蒙先生访谈录
王 干 | 王蒙的两次
郭洪雷 | “蝶变”：书籍、音乐及其他——王蒙小说艺术侧论
“新大众文艺”研究
刘 琼| 关于“新大众文艺”的三个关键词
何言宏| 新大众诗歌的基本主题
李 玮| 从“组织动员”到“有机融合”——“新大众文艺”的传承创新和理论启示
姚苏平| 主体重塑、媒介演进与美学新构——论儿童文学的“新大众文艺”实践
布莉莉| 新叙事艺术的崛起：作为“新大众文艺”的脱口秀
文学史新视野
程光炜| 《王林日记》中的孙犁
郑纳新| 《创业史》与柳青心志
青年写作的问题与方法
晏杰雄| 按照自己内心的写作与生活——“90后”长篇小说简论
陈进武| 论“80后”小说家的历史意识及历史叙事
李 强| 何谓“70后写作”？——对当代文学批评概念的历史化尝试
文学现场
钱理群 李 静| AI时代，人向何处去？——在“理想家”年会上的主题对谈
网络文学研究
房 伟| 坚守、扩容与共识的再生——论中国网络文学的经典化问题
倪湛舸著 潘静文译| 重构道教炼丹术、去殖民化超人类主义：21世纪中国修真奇幻文学
青年学者奖
郭诗亮| 《散文小品选（1956）》与1950年代小品文的文体观念——兼论新中国文学主体性建构
作家作品论
申霞艳| 文具史笔，史蕴文心——从《璩家花园》谈叶兆言的人文情怀
扬子江文学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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